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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文学训练。我真正的文学老师是生活本身。我的生活经历对我写作帮助很大。两次上山下乡,一度在大山深处当民办小学教员,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差一点饿死、患肺结核吐血,在上海街道待业,在新疆兵团农场卷入"文革"风暴,和平时期却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好几回从生死关上拣回命来……
郭敬明说,入不入作协无所谓
青周:跟你们当年相比,您觉得现在加入作协的条件应该有变化吗?
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作品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加入作协的条件当然免不了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现在有网络写手。加入作协是不是一定要有正式出版社出的多少本纸质书籍为资格?网络点击率能不能作为一种资格?这些新现象作协当然要考虑。
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不管他是用笔写还是用电脑写,他们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素养,我想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化。有一个原则应该是永世相续的,那就是要保持作家作品的原创性。
在我的想象中,作协应该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由一批有成就有声望的作家去团结带领全国的作家;二是给在文学上给作家们和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必要的和可能的帮助。实际上作协在这两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但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郭敬明就说,对加入不加入作协,其实他无所谓,能够加入,也是好的,这说明自己得到了承认。加入作协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名分。
我当年对上山下乡的狂热,现在年轻人也很难理解
青周:您觉得现在哪些80后作家有资格加入作协?
陆:这个我可说不好啦。我得承认,我读他们的作品不多,没有发言权。我非常想读他们的作品,可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绝不会因为跟他们中的个别人"论战",就否定他们的优秀。比如韩寒,我第一次和上海记者谈起他的时候,就说过:韩寒笔下有很多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有些语境我是达不到的。
80后的追求、痛苦、困惑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理解。正如我们年轻时的也会遭到父辈的不理解。我14岁第一次下乡,那时还在读高一。当时上海动员城市青年去安徽农村。从大上海去当农民,不是像现在那样搞个志愿者,去教一两年书,或当一两年村官又回城来,而是放弃大上海户口,一辈子当农民。当时许多上海父母都跪在自己子女面前,"求"我们不要去农村。
那时我父亲去世了,母亲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厂医。我是家里的大儿子,按说应该留在上海尽早承担家里的责任。但我却迷恋于"去农村","和最穷苦的人民在一起改变中国的面貌"。我不好意思当面跟母亲说,就连续几十天每天写封信放到她枕头底下,说服她同意。
我14岁去先当了一年农民,和农民的孩子睡一张床,吃一锅饭。第二年,我在当地一个山沟里当了小学教师,教历史、地理。那两年非常苦,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每天只有两碗粥喝,早晚各一碗。十五六岁的我正在发育,是最能吃的时候。我早上喝一碗稀饭,没菜没油,然后讲一天课,再吃一碗稀饭,躺下就不敢动了,一动就饿。很快我就骨瘦如柴。
后来和我同一宿舍的老师得了肺结核,很快我就染上了,吐血啊。只能回上海治病。按说我不能再报进上海户口,但我当年去农村是有名的最小的一个,就允许我重新报进户口,我又成了上海人。但几年之后我再次放弃了上海户口去新疆当农工。十万上海青年高唱战歌踏进大西北。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火车站月台上哭成一片。
青周:这样的狂热,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
陆:是啊。1964年,上山下乡已经有些传统了。但要把子女送到新疆火焰山,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去当农民,很多上海家长还是不能接受。甚至有人把女儿关在房间里,把她们的头发剪成阴阳头,让她们不能上街跟街道团委接触。这些年轻女孩后来用被单搓成绳索,从楼上窗户逃下来报名去新疆兵团。
我们街道有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南京、香港、无锡,都曾有他们家的工厂。他到街道报名去新疆时,他母亲想拉住他的自行车,而扑倒在车后,他照样冲破"樊篱",去报了名。
这种状态左右了我们这批人的人生去向和后来的创作。可能现在有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但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苦难和曲折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不后悔。
一批评郭敬明、韩寒就遭粉丝围攻
年轻记者批评我"投机",
我很难过,但尊重她说话的权利
青周:现在年轻人的做法,你们也很难理解,您才会几次批评80后作家?
陆:在郭敬明这事之前,我也批评过韩寒。这里我特别要说明,我不是对80后有看法。绝不。我尊重80后,尊重作为作家的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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