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充当领头羊的这样一个时代，逐渐商业化的文学，仍逐渐在被冷淡，逐渐在滑向边缘地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十几、二十多岁的青少年写作者能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关于新生代的论争－－也被称为‘死水微澜’”的时候掀起不小的风波，实属难能可贵。
第一部分潮流的分析
传统的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少不了以纸质的形式展现出来。否则，便很难得到认可。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观念。出书是必然的现象。
韩寒，“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传奇”。说起他，人们往往想到的不是他的书，而是他作为应试教育叛逆子的形象。这一点，深受数百万中学生的青睐。当初，他因为几乎门门功课都挂红灯而毅然决然选择退学，转而投身自己钟情的赛车事业，着实影响不小。媒体也借此大作文章。一时间，韩寒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迄今，韩寒已出版了五本小说。其中《三重门》面世最早，作者也藉此成名。销量已逾百万。时年已过五六载，一位老师却说《三重门》其实根本算不上是文学，只是负载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作者比他的书更加吸引人。
文学上，先寂寞后热闹的事情多得很。而与此戏剧性地相反的是，韩寒初始时热闹非凡，路却是越走越凉。当他的第四本小说《毒》出版时，已经很难引起注意和讨论了。
然而０６年，韩白之争，恶搞“梨花诗”等一系列事件再次将韩寒推上浪尖。年末央视一套又将《三重门》搬上荧幕，似乎又是对他的一种再次肯定。向来以尖锐讽刺著称的韩寒这回又着实火了一把。
继韩寒之后出现的“代表人物”是春树和郭敬明。春树的自传长篇《北京娃娃》记录下了作者成长中的一些真实心理；郭敬明的作品充满了神奇玄妙的幻想和对昔日美好生活的感伤回忆。因而作家雷立刚认为“他们都比韩寒强很多”。
相比之下，郭敬明以他特有的笔致，将其面临升学考试压力所产生的消极颓废心理以充满关爱、情谊的幻想世界作寄托，抒发对真善美的热爱（如《幻城》），而不是用残酷来形容，并不加掩饰地将灰暗写出来，却不给任何希望，更符合针对学生的文学气质要求。
上面提到的两位代表人物，都与一本杂志和一项作文大赛紧密相连。
东方明珠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不仅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似乎在其他方面也先人一步。 当整个中国大地还笼罩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中时，上海的《萌芽》杂志却率先推出了“新思维新概念作文大赛”。矛头直指“正统君主”应试教育。它所倡导的作文理念与应试教育下的作文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
要打破一种“垄断”，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先锋，塑造典型。韩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但如果没有韩寒，也会有另一个张三或者李四。作为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得主，韩寒确实牛气实足。越往后，新概念便也成了“旧概念”。套路化模式化，又出现在新概念的路子里。以致于新概念与名牌大学直接挂钩的把戏只玩了几届就寿终正寝了。
可见，这是怎样一个激进的时代。
一阵“韩风”之后，少年作家蜂拥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刘嘉俊、宋静如、岑孟棒、周嘉宁、苏德、小饭、赵婷婷、徐敏霞、顾湘、赵亮晨、陈幻、商羊、蒋方舟等。出版的代表性作品有：《假如明天没有太阳》、《点击１９９９》、《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集》、《爱与痛的边缘》以及“萌芽青春文学丛书”（包括《闻上去的青春年华》、活得像电影一样》等８种）、“萌芽小说族（包括《只爱陌生人》、《陶城里的武士四四》等６种）。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而另人“惊奇”的是，两个熟悉的字眼经常出现在这些作品的冠名上。就是“萌芽”和“新概念”。
对于当下的文学写作来说，网络媒体的影响不亚于商品经济和流行美学，许多语言文体的感觉因之改变了。文学和商业化的合谋也造就了新的写作群体和新的发表平台。萌芽和它开创的新概念作文正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一方面，它以出版和商业炒作将一批写手推上前台，让他们“趁早出名”；另一方面，便从一次次的商业行为中获得利润继而发家致富。同时，面对新老更替，又不得不将另一批写手生产出来。这是一件“好作双赢”的买卖。
其实，无论是《萌芽》也好，８０后也好，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受关注，主要因素还在它的读者群。这里就不得不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
自从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对高考，不管是喝彩也好，辱骂也好，在老百姓心目中读书应试仍然是无可替代的“正路”。中国人似乎就喜欢一边骂着以示不屑，另一边又像烟鬼离不了大烟一样围着打转。
８０后的读者群（乃至作者群）当然是那些年纪不大的学生。上至大一大二，下至小学高年级，是这些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出版者、评论者却是比他们老一辈还要上去的商人和真格的作家。
正是有上述种种的复杂因子，表面上看来红红火火的青春写作其实面临着许多问题，有些甚至是致命的。
首先从出版者来说，其实他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不过是如何将一批又一批的写手生产出来罢了。但是，出版又是商业行为，出版商需要回答他们是否在“炒作”。将真正好的作品炒热了固然好，如果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恶意炒作，那出版就与商业化狼狈为奸了。
再说作者和读者。（其实作者与读者在这里随时可能发生角色转换，所以他们根本不存在分明的界线）。二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考大学。不言而喻，升学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对于作者，他们多了许多路。有些凭借着新概念和自己的书直接跳进了大学，有些却不得不“双管齐下”，而另一些人则显得过于功利（８０后作者胡坚公然宣称出版自己的书《愤青时代》就是为了获得北大的特招名额）。对于读者来说，在紧张枯燥的“备战”过程中精神饥渴时拿几本８０后的书来读几乎就是一种消遣罢了，根本谈不上审美阅读。所以，有时真让人感叹热闹只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
前面提到８０后之所以会如此受关注主要在于它的读者群。不错。因为现在的中国拥有在校学生的数量居世界前列；日后，他们在整个国民生产中所占的位置又相当重要。而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争论又影响极大，差点儿动摇了新中国几十年的立国之本。８０后青春写作热潮正是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迹的过程中出现的，可以划进素质教育的大圈子。应试教育也是培养不出来的。中国有几百万中学生，他们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身边的一些人却走了岔路，开了小差。他们当然好奇，当然要关注。他们一关注，他们的父母师长也必然关注。正因为有这么多人关注，所以才会热闹非凡。
被他们关注的对象，其实面临着更多的问题。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走下去的问题。新老更替或者说新陈代谢是必然的。那么随着年龄等各个方面条件的改变，他们因青春写作走红，是继续青春下去还是随波逐流各行其是？“如何跳出青春写作这个怪圈”成了他们必然面对的问题。
另外，如何跳出模仿的圈子，如何走出七十年代的阴影也是一大难题。七十年代写作是一个很吃香的概念。卫慧、棉棉和随后的安妮宝贝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八十年代一部分女作者相继模仿的对象。另有人甚至公然宣称自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在诗歌领域下半身诗派露出头角。而现今的诗歌简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在这个七十年代人“发挥光芒或者准备发挥光芒的时候”，八十年代的人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不得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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